一連三件與「精神鑑定」相關的刑事判決，引起輿論大譁，激發全民公憤，但只歸責於「恐龍法官」恐怕也未盡公平。
「小燈泡案」凶手以無期徒刑定讞，「台中牙醫命案」二審也判了無期徒刑，理由都因為精神狀態獲判「免死」，民意反應雖然不盡「滿意」，但似乎也「勉強接受」了，但「鐵路殺警案」一審出爐，卻引發軒然大波，內政、法務兩部及總統府都被迫表態，影響所及，司法正義與社會安全網的全面檢討已刻不容緩。
由於報導過度簡化「殺警無罪」，可能誤導大眾的法律概念，法務部長蔡清祥甚至以「不會讓犯罪者以精神障礙為藉口逃避刑事責任」，蔡英文和蘇貞昌也相繼表態，都不是妥適的發言。
細審判決，法院合議庭是以《刑法》第十九條「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，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能力者，不罰。」因此判決「無罪」，並諭令「強制治療五年。」請注意，「無罪」與「不罰」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，不能混為一談。
檢視本案，法官採信精神鑑定結果，做出「依法不罰」的判決，嚴格說有點「甩鍋」的味道，缺少一些承擔的勇氣，因為同法第二項規定「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，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，顯著減低者，得減輕其刑。」；第三項則規定「前二項規定，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，不適用之。」也就是說，鑑定只是審判實務上經常用到的證據方法之一，並非絕對，在實務上，法官也未必一定得採用鑑定人所作精神鑑定的參考意見，仍擁有自由心證的獨立判斷之空間。
司法程序是由三方共同完成，由被告（及其委任律師）、檢察官、法官等分別扮演，各司其職，本案合議庭採信醫師鑑定結果，「依法」做出這樣的判決，把再犯的風險丟給上審法院和社會，輿論如果硬要抓「戰犯」，輸給被告律師的檢察官，也不能說完全沒有責任。
為了避免單一鑑識結果成為犯罪者的丹書鐵券（即免死金牌），這其中有「醫學倫理」的討論空間，也有「司法正義」的模糊地帶，要解決這個問題，必須回溯到立法層面，也就是說，我們的社會是否能夠接受給予精神病人司法豁免或減免刑責的待遇，精神鑑定的公信力能否符合多數人期待…，都還有待更充份的討論。
司法正義的建構有層次依從順序，法官雖然是最下游，但其手握「認事用法」之「獨立審判」大權，職司犯罪糾舉追訴的檢警人員，如何爭取法院支持起訴犯罪事實之認事用法，甚至握有增修法律權力的立法委員如何建完備的法制，以符合社會的期待，也都相當重要，否則不但法院會有「恐龍法官」之譏，也難保不會有「恐龍檢察官」或「恐龍立委」之責難。
針對具有暴力傾向的精障病患，文明社會的因應之道，是建立完善的社會安全網，隔離危險的因子，預防隨機犯罪危及無辜的悲劇，這當然要付出更高的社會成本，如果我們的社會還沒有準備好付出這個代價，嚴刑峻罰也許就是唯一的情緒出口，光是責備「恐龍法官」是沒有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