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北仁愛路圓環，讓我憶起三十多年前認識李敖的一幕幕往事。當年那裡還有一尊于右任銅像朝北矗立(朝北寓意于右老「望故鄉」)，每每陪李先生散步經過這裡，他總不自覺談起他的民國史觀種種。現在想起李先生有些觀點，固然不完全認同，但對其獨特的家國情懷、淵博猶如當今「谷哥大神」之學問，仍不勝依依讚嘆。
三十幾年前，仁愛路圓環一度係台北高級住宅「蛋黃區」，而且人文薈萃，好幾位文壇巨擘、藝文界聞人的寓所都集中附近。與李先生漫步在華燈初上的仁愛路圓環，年輕的自己也不自覺附庸風雅起來。而今這些前輩俱已物故，李先生也不在了，偶爾開車經過這兒，停在紅燈線上，凝視遠方，睹物思人，台北這個角落竟成我傷慟之地。
猶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，李敖結束了他的第二次牢獄生涯，重獲自由。但當時尚在戒嚴禁錮之下，報紙新聞基本隻字不提李先生出獄，更遑論三家由當局直接掌控的電視台了。在傳媒禁錮的年頭裡，像我們這些體制內(合法)的新聞記者，黨政軍主導的媒體指令框架下，我們表面上有採訪自由，但實際上我們的自由是「鳥籠內的自由」。我們既不知李先生重獲自由，也更不可能接近李先生作什麼採訪。
蔣經國逝後，李先生關出來也有六七年了，報禁解除言路大開，台灣島內「潘朵拉魔盒」打開。報社派我專訪李先生，坦白說，那時接到這個採訪任務，心裡雀躍不已。我那年給自己訂了一列系訪題，姑且名之曰:名人苦牢歲月。之後我約訪了好多位坐過國民黨黑牢的政治犯。當年興趣盎然，事過境遷，現在回顧之則已索然乏味。打通李先生書房電話，約好於某日下午，我與一位攝影記者連袂造訪了李敖位在敦化南路的寓所。我雖不是頭一個訪問李先生的人(我是雜誌記者，不可能搶得先機，前面《中時》、《聯合》兩位記者捷足先登搶了「獨家」)，但我服務的那家雜誌，是所謂的大八開雜誌，版面大，照片大，那時我突發奇想，運用以圖片帶讀者聽故事的畫面寫作格式，寫了一篇圖文並茂的報導，令報館主管激賞不已。許多日後在各傳媒見光的照片，都是李先生首先讓我披露周刊上的。
由於我是頭一個把李先生的新聞炒作得風風火火，總共佔了七、八個大八開雜誌彩色版面，較諸原先搶「獨家新聞」的《中時》、《聯合》豆腐乾方塊的小版面，我們顯得大氣魄多了。雜誌出刊，我送了幾本剛出版熱騰騰的周刊二度登門，李先生開心極了。自那之後我們結為忘年交，我這「小朋友」成為李先生書房的常客。造訪李敖書房促膝長談之後，他總會大方請我吃寓所附近小館，結帳買單時，不忘秀出他用橡皮筋箍成的厚疊大鈔，跟我炫耀有錢男人的「魅力」。茶足飯飽，談興猶濃，信步繞行仁愛路圓環散步閒談，再揮手告別，各自回家。